绿　荫

杨思涛，现年35岁，经济学硕士，在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通讯发讯台台长的岗位上取得了高级经济师的职称，随之又进入了总公司“十大优秀青年”的行列。但命运在突然间发生转折：他被总公司选派到国家级贫困县——海南省保亭县挂职任扶贫副县长。那是1995年8月。

别妻离子，也辞别了繁华的城市，他一头钻进了海南岛这个隐蔽在五指山脉腹地莽莽丛岭中的特级贫困县。原定2年为期，而他至今已干了整整4年，为保亭县留下永不消失的“绿荫”。

保亭县教育局为了给扶贫点办点实事，咬牙用每人的工资作担保，给扶贫定点村每户贷款1000元，但那钱竟都被山民买酒喝光了。这样的事杨思涛一来就听到不少。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年年拨给保亭县的各类扶贫款累计已不下3个亿，但历年的扶贫往往只留下暂时的“绿荫”，钱吃光喝完，“绿荫”也随之消失。究竟怎样“扶贫”，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永不消失的“绿荫”？

杨思涛深入村寨调研，发现这里的贫困就植根在人们的头脑中。此地长夏无冬温不足虑，漫山遍野的野菜野果也可将就充饥；在五指山与世隔绝的山林世界里，山民们住着祖辈传下的简陋茅棚，守着三块石头架锅的家当，刀耕火种，安贫乐穷。这种别无所求的贫困其实是最可怕的贫困，而历年来救济式的“扶贫”，又更助长了山民们“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干脆躺倒在国家身上，其结果是越“扶”越贫。

必须从救济式扶贫的误区中走出来，改为开发式扶贫。这是杨思涛给县委打报告的主题，同时他主动请缨到全县最贫穷的毛感乡蹲点。

两个月里，杨思涛走遍了毛感乡131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山山岭岭，走进了全乡28个自然村705户农户中的600多座茅棚，掌握了方方面面详尽的第一手资料，扶贫的思路逐渐形成。他最后去的一个地方是石轮村，在大山的深处，10年来没有哪个县里的干部去过。

一清早，杨思涛乘坐吉普车从县城出发，一路翻越了6座大山，山路崎岖，一边是陡立的峭壁，另一边是万丈悬崖。司机的额头挂满豆大的冷汗，100多公里的路硬是走了7个小时。到了石轮村，杨思涛连续踏看了庄稼地和花岗岩矿藏，取了土样和矿样。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他一屁股坐到被烈日晒得滚烫的石头上喘口气，不料皮肉被热气所染，之后直糜烂了半个多月不能动弹，这是大山赠送给这位扶贫副县长的“见面礼”。

杨思涛亲自押车送给毛感乡乡民的“见面礼”是苦丁茶树苗。种苦丁茶，这是他经过反复调查后确定的一个“短、平、快”扶贫开发项目。

1996年从春到夏，全乡适合种植苦丁茶的地块逐一被开发出来，但乡政府对面的那座山坡却迟迟原封不动。乡长辩解说，这座山坡相传埋葬过麻风病死者，大家怕传染。

杨思涛解释：他已到县麻风病院了解过，埋了几十年了，早过了传染期。“可老百姓还是怕。”“那你就组织党团员带头进去。”“可我也怕着哩。”听了这个回答，杨思涛一时语塞，他抬头看着乡政府门口挂着的标语“山是出路，干是希望”，大声说：“你们都害怕，我带这个头。”说罢，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地朝那个山坡走去。半个月后，这面坡上全种上了苦丁茶树苗。

秋天，有一批嫩叶已经可以摘了，县扶贫办贴出了“收购广告”，但半个月过去，没有收购到一片茶叶。杨思涛听说后径直来到南春村支部副书记家的茶地里，把副书记叫来手把手教他摘茶叶，两人一起摘了2个多小时，一过秤，12斤，杨思涛当场从口袋里掏出240元付给书记。在旁边看到此情此景的农民们忙不迭地跑回自己地里摘茶叶去了。那天杨思涛共向21户收购了78斤茶叶，直到把自己口袋里的1560元钱掏尽他才一路张扬着运回县城。从此，上乡长家来要苦丁茶树苗的农户几乎踩断了门槛。

1998年底，保亭县苦丁茶加工厂正式投产，这种品质优良、包装美观的苦丁茶现已走出大山走出海岛试销到全国16个省市。农民石永轩一家种了80亩苦丁茶，光此一项，每月收入1600元。

杨思涛翻开笔记本给记者提供了如下数据：1996年扶贫办给全县农民发放了18万株橡胶苗和芒果苗，种了5400多亩；1997年发放了76万株槟榔苗、25万株苦丁茶苗，种了9600多亩；1998年发放了2万只种鹅……为解决种植和养殖中的技术问题，县扶贫办出钱办了几十期培训班，为全县先后培训了4000多名技术骨干。

4年后的今天，全县贫困的第一号“种子选手”毛感乡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鹅乡和苦丁茶种植乡，从1995年的人均收入340元增加到1998年的883元，几乎同样贫困的六弓乡成了养羊乡、八村乡成了芭蕉乡、新政镇成了瓜菜镇、三道镇成了红牡丹镇……全县共有11000多户45300多万人脱了贫，占贫困总人数的82％。

开发一个好项目，就为当地留下一片“绿荫”，同时也将勤劳致富的观念种植到了山民的头脑里，这正是杨思涛所理解的造血功能。

低矮阴暗、污水横流、蚊蝇成堆的茅棚是山民们世代居住的“家”。1997年春天，保亭县委提出：“不把茅棚带入21世纪”，由政府提供水泥和瓦片，全县开始了民居改造工程。

7月中旬，正值大暑，赤日炎炎，酷热难当，杨思涛带着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给的120万元扶贫款来到什办村，亲自上门一家一户动员拆房。走进一座茅棚，一位老人正端着杯自酿的米酒就着两只青辣椒“滋滋”得有声有色。“不用折腾了，住这儿就满好。”老人环顾用几根树干捆就的床铺、用一根树藤穿起来的家当，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态。难呀，光是做动员工作就累得杨思涛两眼深陷，起了满嘴燎泡。

10月18日，天蒙蒙亮，杨思涛带领着一支民工建筑队伍开到了村前，随着他点燃的一挂鞭炮发出清脆的号令，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动手搬“家”，之后2台推土机隆隆响起，什办村世世代代的茅棚轰然倒塌……

从广西、湖南召来的建筑民工一开始不知道那个忙前忙后指挥着整个工程、一日三餐同他们一起蹲在地上吃大锅饭菜的人是谁，后来知道了，有人吐着舌头说：“我的妈呀，我这一辈子在老家连县长的面都见不着，想不到在这里能跟县长一个锅里吃饭！”

什办村的村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这位扶贫副县长亲自为他们规划了一个文化室，还配备了大彩电和VCD，他要让山里人看到外面的大世界；是他为村民们规划了三级化粪池和引水工程，他要让山里人享受城市的现代文明；是他亲手拉线划出房前屋后的绿化区，是他“强制”村民们修建猪圈，结束了人、猪共居一室的历史……

1998年7月21日，这在什办村群众的心中是个永难忘怀的日子，全村47户286人全部搬进了新房。如今，这座坐落在大山里的村庄已带有“现代”气息：一排排白墙蓝顶的如今钢筋水泥房呈棋盘型排列，绿化带、水泥路、篮球场、文化室、自来水、洗澡间应有尽有。被更新的不仅仅是住房和环境，还有文化习俗和生活追求。记者到什办村采访时，看到已经有19户农户买了电视机，现在家家户户忙着开垦荒地，种植红牡丹，赚钱买彩电。

山民们封闭、麻木的心田一旦被现代文明之光照亮，愚昧和贫穷就会像阳光下的阴影失去立锥之地。海南省委高度评价什办村民居改造工程的意义，什办村被树为省级文明村。

1997年，杨思涛在县委统一部署下共抓了11个民居改造示范村，以此带动了全县的民居改造。截至1999年6月底，全县已有8162户共44891个山民告别祖祖辈辈的茅屋，住进了新瓦房，占贫困人口的76．3％。

杨思涛走马上任不久，在一个村里听到了梁信、梁标这对孤儿的不幸遭遇：6年前山洪暴发漫进田地，一根高压电线掉进水里，不少鱼触电乱跳，他们的父亲下田抓鱼被电触倒，母亲和哥哥下水救人也被击倒，兄弟俩顷刻间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杨思涛的眼睛湿润了，当即掏出400元钱，安排兄弟俩分别进了全县最好的保亭中学和保亭小学。

山民们盛赞杨思涛的热心肠，但他自己的思考却深刻得多，也沉重得多。他调查和分析了全县200多个孤儿的情况，认定这里的孤儿是贫困和愚昧结出的苦果，同时又是滋生贫困和愚昧的根源。扶贫不扶孤，扶孤不扶教，不但无法实现全面脱贫，还会滋生新的贫困点。

从此，他每到一地，都要了解孤儿的情况。六弓乡乡长告诉他，这里有个名叫黄福丽的孤儿处境艰难：自小父母双亡，在村人眼里她是“克”亲爹亲妈、不可接触的“灾星”，现寄居在外村的姑妈家。杨思涛闻言特地到那个村找到了小福丽：小姑娘蓬头垢面，表情麻木，手臂和赤脚上瘢痕累累，眼睛里流露出恐惧、孤独和冷漠。杨思涛的心紧缩了。为了让孩子摆脱歧视和孤独，他毅然将她和她14岁的表姐一起接到自己家里吃住。

第一件事是要治愈姐妹俩满身的疥疮。杨思涛从防疫站买来一大包膏药，天天督促她们涂抹，还天天消毒衣服和房间。第二件事是安排黄福丽转学到保亭小学就读，他亲自替她到学校报名、交学费。

杨思涛胜过父亲的爱改变了小福丽的命运，也改变了她孤僻的性格和扭曲的心灵。很遗憾，记者采访时未能见到小福丽，因为杨思涛把她送回湛江跟自己的儿子一起度暑假去了。长途电话里，小福丽咯咯咯地笑着，撒着娇：“干爹，这里好玩，我要留下跟弟弟一起上学！”放下电话，杨思涛不无欣慰：“看来这孩子已没有自卑感了。”

据不完全统计，杨思涛来保亭4年，先后从自己的生活补贴中节省出12000多元，资助了12个孤儿的生活和学习。但全县有200多个孤儿呢，如何才能消灭这个“被人遗忘的贫困角落”？面对既无专项资金、个人能力又十分有限的难题，他开始向社会求援。

中国国际招商杂志的副总编辑老陈是他的朋友，1996年来海南考察，杨思涛特地领着他到一些孤儿家里走访，这位老学者含着眼泪承担了两个孤儿的学习费用。杨思涛几次回湛江向同事们介绍失学孤儿的情况，得到积极响应，广泛开展的“一帮一”活动，使70多个特困学生重新背上了书包……众手托孤，终于使全县200多个孤儿的生活和学习基本有了着落。